從“孫楠教子”反思PPP立法的基石

原文載于:人民網-房産頻道


7月7日,李克強總理一錘定音,法制辦要對PPP立法負責,PPP要的是一個立法,不要兩個立法。這很讓人興奮,但是從過後有關部門發表的消息和解釋中,可以看出有關部門也許并沒有真正理解總理和法制辦否決兩個立法的深層次原因,還想用那張舊船票,重複昨天的故事。

前幾天看到孫楠關于子女教育的一個演講,震撼了很多人。從他的演講中,我看到了分工背後的合作邏輯對人們影響是多麼的深遠。我猛然警醒,使我意識到,不說清分工背後合作的邏輯,看不到一個現象背後的隐性因素,是障礙我們看清事物本質,不能做出正确決策的根本原因。我決定梳理一下我對分工與合作問題的理解和思考,這也許是決定PPP立法能否走向成功的關鍵一步。

基本觀點:分工與合作是一枚硬币的兩面

我的基本觀點是:”分工與合作是一枚硬币的兩面。這些年我們強調分工的同時已經忘了合作在後面的重要作用。”我在這裡用的”合作”,與我前面幾篇文章中所談到的區别于一次性博弈、長期重複交易的PPP合作不一樣、,這裡的”合作”的概念更一般化,不僅包括PPP合作,也包括一次性的和各種情形的“一般意義上的合作”。當然,“PPP合作”和“一般意義上的合作”本質是相同的,是完全可以在一個理論框架下分析清楚的。有人開始不理解,有人對我的觀點表示質疑,說我這是與分工經濟唱反調,是與全球一體化分工唱反調,是違背人類基本認知規律的。他們說,人類社會發展,就是一個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我在人民網上關于PPP立法的三篇文章,重點談的是合作的機制,改變了合作”不可動搖、不需解釋、不需分析”的元概念特征。這篇文章站在更一般概念的角度談分工與合作的關系,以使更多的人能夠理解:解析好合作問題,是PPP立法中多麼重要的事情啊。

讓“合作”和“分工”一樣也變成顯學

說到分工,不能不說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中,以大頭針的制作為例說明分工是财富增長的動力和源泉。”像這樣一個小工廠,雖然簡陋,但是如果他們勤勉工作,每人每日就可成針四千八百枚,如果他們獨立工作(而不是分工工作),那麼他們不論是誰,絕不能一日制造出二十枚針來。”從斯密的論述中我們能夠看到分工的魔力——分工能夠産生價值。它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孕育分工的組織和市場有足夠的體量支撐,社會有分工的習慣,比如在每個生産單元都是很小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的自然經濟中,分工就沒有足夠的動力。

分工是以合作為前提的。如果大頭針工廠的老闆不能提供足夠多的工作量和相應的報酬給他的工人,讓他們吃得飽,穿得暖,他們有什麼理由要把自己的時間用在這一單一的技能上?流水線上下遊、員工和管理者之間、生産和銷售人員之間都是深度的合作。這種分工的組織工作,就是一種合作的模式,老闆把大頭針的制作工序分成十幾道,組織工人進行生産,對其進行技術培訓,再組織銷售人員和銷售渠道把成品統一進行銷售,改變了過去每個人都自産自銷的小作坊狀态,這是分工與合作導緻生産效率提高的原因。

對于分工經濟來說,僅有企業内部的合作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整個社會制度化的合作,也就是需要整個社會都相信這樣的邏輯:“分工會使得每個人過上好日子。”如果說能夠把大頭針分解成十幾個工序,每個工序上的人(流水線上的工人)願意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這是建立在對某種東西的信任基礎上的。那麼流水線上的工人信任的是什麼?是合作和合作背後的制度。也就是他們相信分工精神,相信整個社會是鼓勵分工的,分工後的人與人之間是合作的,而不是對立的。鼓勵分工是社會财富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因此,分工導緻的勞動力技能的單一是可以通過合作得到加倍彌補的,是可以在社會上生存得越來越好的。隻要一個産業工人願意在一個産業裡專注更長的時間和精力,熟練程度和技藝水平不斷提高,他的報酬會同比例增長。

社會分工是整個社會層面的合作,既需要企業制度作支撐,又需要社會制度作保障。我在前面文章中談合作,之所以有很多人的不理解,是因為主流價值觀過于關注分工而不是合作,分工是“顯學”,合作似乎成了“玄學”。人們因為長期關注和推動分工,而忘記了與分工如影随形的合作。其實企業和員工之間是合作,市場和政府是一種宏觀層面的分工,同時又是一種合作:政府負責維護市場和社會秩序以及提供公共産品,市場負責生産和銷售私人産品和服務。

從“孫楠教子”看國家分工體系的慣性影響

孫楠說他的大女兒寶瑤換了四個學校,每個學校都找不到學習的樂趣,完全是對自己生命能量的耗損。最後,她選擇了徐州一所名不見經傳的非學曆教育機構——華夏學宮,專門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孫楠身邊不少人說他:“怎麼能讓孩子接受沒有學曆的教育呢?沒有學曆,就是國家不承認的教育,高考怎麼辦?出國誰給開證明,誰給蓋公章?”人們對制度環境的依賴已經到了如溫水煮青蛙而不自知的地步。

其實這種反抗體制教育的行為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著名童話作家鄭淵潔就非常反感體制教育的呆闆和扼殺天性。他的一個孩子執意去了幾天學校,結果被老師誇“聽話”,他一怒之下便把孩子拉回了家。他的幾個孩子都不去上學,他自己編教材,如法制教材《皮皮魯的419宗罪》,自己在家教。他的大兒子就這樣“畢業”了,當然毫無意外,他什麼文憑也沒有拿到,所以出去找工作到處碰壁。但是金子總會發光的,在得到一份無償實習的工作後一年的時間便脫穎而出,做到了公司中層。這種與現行教育體制“不合作”的勝利,實際上是違反《義務教育法》的,因此,盡管有鄭淵潔這位名人示範,一般人也不敢效仿。

我的女兒也有過相似的經曆。她算是傳統體制中的好學生,大學畢業于211高校,參加GMAT考試幾乎門門是高分,英文作文滿分。但是當她知道了孫楠先生說的這個不一樣的學校的時候,她找到了一生的追求,決定放棄出國。我作為一個父親,看到女兒終于找到自己一生可以托付的事業的時候,流下了幸福的眼淚。

相信很多中國家庭都有這樣的故事和感觸。但是大部分都是習慣性地選擇了順從體制教育,上公辦中學、考好大學、讀好專業、拿文憑、最好再找個公務員的工作。孩子要是連個國家承認的正式文憑都沒有,怎麼找工作啊?所謂找工作,就是在社會分工中找到個好位子。每個人都已經離不開這個社會大分工體系了,占據有利位置的人當然樂得維護這個分工體系,很多人幹得并不那麼順心,一副被綁架的樣子,那也要死心塌地服從這個分工。這個邏輯确實強大!

公司在招聘員工的時候,最簡單的辦法也是先看出身,因為這是社會的分工帶來的便利。一般人都會認為,有高考制度把關,能夠考上北大、清華、211、985的孩子,至少智力不會差。但除了證明智力,好像也真的證明不了什麼了。說到合理,那就更不盡然了。

我的同齡人多是80年代考的大學。在那時,考上大學就是“鯉魚跳龍門”,意味着一系列脫胎換骨的身份改變:戶口農轉非、告别“地球修理工”的工作、當上國家幹部、吃上旱澇無憂的商品糧……那麼,考上大學這些優越性背後的保障是什麼?是國家的制度,主要是用人制度。而現在完全不同了,除了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之外,國家根本不管用人了。可是,我們為什麼還孜孜以求上公辦、考公辦、吃公家飯呢?這豈不是很“無厘頭”嗎?

 “集體無厘頭行為”常常體現着集體無意識。國家恢複高考是要喚起全民的學習意識,提倡重視知識的社會風氣。但是随着市場經濟體制的确立,國家的用人制度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國家認可并任用轉為市場認可并任用,而高考制度卻仍是“國家——個人”分工體系下國家對個人能力單向認可的制度;但是很多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思維慣性背後是對單一的國家分工體系的盲目依賴。

國家的用人制度改變了,按照道理說,教育也要跟着改變才對,可是我們的教育系統還是老套路,還是圍繞着考上好大學作為對每個人的教育目标進行激勵。改革開放之初的教育理念是很極端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現在這個社會信用缺失,道德淪喪,一個有能力有修養的人已經成為奇貨可居的人才的情況下,教育本應該改變其教育的基本方向,可是大多數人似乎仍然持有讓孩子考上大學、學好知識一了百了,萬事大吉的心态。

人們對高考制度的認知幾乎沒有任何改變,仍然在盲目迷信着大學授予的正式文憑,盲目重複着我們這一代人對高考認知的美好故事。當你告訴他,世界變了,他揉一揉眼睛,睡眼惺忪地說了句,反正大家都這樣,“天塌大家死,過河有矬子”。

改革開放後形成了“政府-市場-個人”分工-合作體系

社會大的分工是以大的社會制度做背景的,孫楠敢于把孩子送到非學曆教育機構讀書,雖然他可能不是從社會分工體系的變化來決策的,但他顯然已經認識到:國家認可的教育已經不能給個人保障什麼了,個人能夠保障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和人品。

現在的社會分工體系已經不再是單一的“國家—個人”分工體系,而是一種更具有彈性和靈活性的社會分工體系——“國家——市場——個人”分工體系。市場通過企業和個人的自動分工,日益發揮對經濟的主導作用,使整個社會迸發了活力。

在不知不覺之間,考上大學的意義也就與我們那個時代完全不一樣了。過去考上大學就等于你和國家簽訂了一個終身的協議,現在大多數人要去和企業簽訂協議,靠自己的本事,解決自己的就業問題。國家仍然給個人以一定保障,但僅限于制度層面,如法定最低工資、強制社保醫保等。

如果從分工與合作的角度去看改革開放,則改革開放前後的變化就是這樣的:改革開放前,個人(主要是非農戶口的個人,農業戶口的人都在自治組織)與國家直接合作。打比方說,國家和個人的關系就是機器和螺絲釘、萬裡長城和一塊磚的關系。改革開放後,國家與個人的直接合作變成了國家與市場的直接合作,或者說是國家通過市場與個人的間接合作。打比方說的話,就像大氣和氣墊船的關系。更嚴格一點說,國家和政府也進一步分離,國家基本不再從事經濟活動,一切經濟活動和合作行為均由政府出面與市場合作。因此,新的分工-合作體系便可描述為“政府——市場——個人”分工合作體系。

90年代以後的改革,主要任務是基本确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純市場主體(從法律上為純民事主體)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完成私人産品市場化。随着市場對私人産品供給的增加,政府退出了私人産品的供給,變成行業的監管者和規則的制定者。但是并沒有退出公共産品領域,仍然是公共産品的主要供給者。

目前這一輪改革,重點任務是理順政府和市場主體(主要是企業,也包括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之間的分工-合作關系,完成公共産品市場化。政府供給公共産品的行為,主要屬于非權力行政行為。從這個角度看,PPP的最重要使命便是推動政府減少對權力的使用和依賴,做好非權力行政行為的大文章,完成治理方式的轉變和治理能力的提高。

PPP最近雖然很火,但也很浮躁,工作簡單粗暴,表現是:直接引用政策法規,斷章取義,随意曲解;下結論随意,分析簡單粗暴,調查研究浮在表面;權威專家當道,信口一說,就被整個行業奉為圭臬,而不管複雜背景和各地區情實際。問題一堆,歸根結底一句話,是因為PPP領域也沒有形成深度發育的“政府-市場-個人”分工-合作體系,仍然在使用“國家-個人”分工體系下的簡單粗暴工作方式。要盡快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一個平台,統一語境,還原背景,讓知識在合适的生态環境中沿着其應有的邏輯自然生長,讓專業人士向着自己最擅長的方向自由發展到極緻。為此,我們聯合業内精英打造了“大頭針PPP問答平台”,提出“知識衆籌“的理念,建設行業公共智庫,推動行業分工——合作體系快速形成,進而推進整個社會層面的分工——合作體系的繼續進化。

 

(作者系中國系統工程學會常務理事、北京榮邦瑞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