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種路徑依賴制約創新

新年伊始,克強總理來到深圳,參觀了深圳創客空間,見證首家互聯網銀行第一筆貸款,在華為談到了“沒有制度創新,科技創新就無從依附”。這些可以說是新年伊始總理到深圳打出的一套組合拳,這套組合拳的背後,到底要傳遞一種什麼樣的信息?三家企業的共同特點都是民企和創新,這對新型城鎮化建設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新型城鎮化重要的動力也來自于創新。我們現在需要盤點一下,是哪些因素在制約城鎮化中的創新。

2013年,第三産業在GDP中的貢獻率首次超過第二産業,由此開啟了服務業發展的新時代。也有機構預測,2016年中國第三産業在GDP中的比重将超過50%,這就意味着中國經濟正在由原來的工業主導向服務主導型經濟轉變,這将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帶來持久且深遠的影響。

既然服務業将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城鎮化的發展将離不開服務業的助力。新一屆領導人對服務業的發展給與了極大的關注,從國辦發〔2013〕96号文,到财綜[2014]96号文,正在一步步在把政府購買服務這件事情做實。這體現了中國新一屆領導人通過政府采購推動服務業發展的邏輯。

服務業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承載着中國國家創新的使命,這個命題還是少見有人論及。我們看看微笑曲線,制造業處于微小曲線的底端,而服務業都處于微笑曲線的高端,尤其是金融、營銷、設計和創意類。中國的服務業總體上處于比較低的水平,這也決定了中國的服務業有着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服務業發展壯大,才可能真正産生更多的創意、設計服務,才能使得我國的傳統制造業騰飛,實現制造大國向創造大國的飛躍,這也許是華為等民營制造類企業要承擔的使命。

雖然目前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的目錄看起來還是有些保守,還是成本節約的味道比較濃,也許這正是财政部門的智慧,更多創意性的,創新的政府采購服務目錄應該由地方政府根據本地情況自己來制定。我們注意到中财綜[2014]96号文中明确要求及時修改目錄。地方政府在購買公共服務時,如果能夠多一些創新,多一些創新服務項目的加入,必将極大推動中國服務業的創新。有了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壯大,對于産生一些國際級制造企業也許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這就像中國的乒乓球,由于基數的龐大,想不拿冠軍都難。

創客空間又把我們引到了創新2.0模式,創新2.0和傳統的以企業、技術和産品為導向的模式相比,創新2.0模式以用戶為中心、以社會實踐作為舞台、提倡共同創新和開放創新,是用戶參與的創新。 在現實經濟中,像華為類傳統的創新模式與創新2.0模式往往是伴生的,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内是并存發展着的。在創新2.0的模式下,也許就沒有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的劃分,因為創客們的生産和服務難于嚴格分離,這正是服務業的特點。總理在創客空間反複提“全民創新,萬衆創業”,并表示不要小看這些小創新,今天是個小公司,明天就是個大企業。

創新是大的企業還是小企業更好,似乎沒有定論,但是在創新2.0模式下,是鼓勵小企業創新的。小微企業創新和發展最大的問題就是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總理為微衆銀行見證第一筆貸款業務,希望通過互聯網金融倒逼傳統金融改革,共同實現‘普惠金融’,解決企業融資難和貴的問題,這是通過支持和推動民間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助力實體經濟發展,實現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聯動發展的雙赢的重要舉措。

總書記和總理都在推動創新和産業結構的轉型,但是産業結構的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對地方政府來說,這裡面有習慣的力量的在作祟,也就是學術界常說的路徑依賴。榮邦瑞明團隊透過十幾年城鎮化建設投融資的經驗和最近幾年對國家新的政策的觀察分析,總結出六種路徑依賴制約城鎮化的創新和轉型。


城鎮化中的路徑依賴


這些年在地方政府在城鎮化建設層面有六種路徑依賴,一是成本導向的路徑依賴,二是對土地财政的依賴,三是對投資的依賴,四是對央企的依賴,五是對大企業的依賴,六是對工業的依賴。

對成本導向的路徑依賴,是政府這種組織的思維惰性。中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政府主導的經濟,政府管理思維在各行各業中都有體現,尤其在城鎮化中,成本思維更是嚴重。成本思維是無過失思維,或者說是局部無過失思維,其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尤其是單個項目或單筆交易的成本最小化。城鎮化過程中城市不僅僅要管理,更要進行經營,需要統籌規劃,局部成本最小化可能帶來的是整個城市系統的劣化,進而嚴重的導緻系統的崩盤,這方面的很多見解都在我與榮邦瑞明同事所著的《政企合作——新型城鎮化模式的本質》中有論述,這裡不展開。

對土地财政的依賴。這個已成定論,主要是财政收入,政府融資及還款來源都建立在土地收入的基礎上。其實在我們看來,土地财政并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根本的問題在于土地過度開發和在開發過程中不集約和不經濟,主要體現在在開發時序的錯誤導緻的土地資源沒有發揮應該有的價值,從而容易導緻系統性城市風險。

對投資的依賴。中國GDP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相對不合理,這與中國處于城鎮化的過程有關,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已經基本建設完成,已經度過了這樣的階段,沒有辦法用發達國家的經驗來評價我們的投資比例的高低。中國的城鎮化過程中需要改善基礎設施條件,居民需要改善住房條件,産業發展需要産業基礎設施條件等,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需求。我這裡強調的對投資的過度依賴,是政府對投資拉動gdp的依賴,這裡強調的是投資需要回歸理性。

對央企和國企的過度依賴。對央企和國企的依賴,與中國2008年後國進民退的大的思潮有關,地方政府形成了與央企合作的安全心理訴求,這是其一。其二是地方政府看重央企全産業鍊的能力,希望國企能夠在地方落戶相關企業,并帶動産業鍊條的發展。三是從成本角度考慮,這主要體現在地方平台公司的發展上,地方平台公司融資規模的增加和地方平台公司直接參與城市建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基建成本。

對大企業的依賴。這是一種惰性思維,城鎮化中這些年一直有一種理論指導實踐,龍頭企業在産業發展中的帶動作用。這個說起來是沒有錯的,但是直接的結果就是這些年各種生産性企業大企業和名企業在全國的圈地運動。打着産業的旗号,幹的是房地産開發的事。

對工業的依賴。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可在地方政府中,真正形成經驗和操作慣例的,大都是來自于改革開放初期形成的三來一補,開發區建設和園區的建設等。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正趕上發達國家産加工業轉移的機遇,因此由人口紅利産生的加工業成本優勢成了一段時間的主旋律,因此很多區域的領導思維還沒有改變。

這六種路徑依賴包括思維層面和行動層面兩部分,也就是思維慣性和行為慣性導緻了路徑依賴。


打破依賴創造城鎮化新動力


城鎮化轉型和創新,關鍵要擺脫路徑依賴,打破思維慣性和行為慣性所形成的路徑依賴,實現産業的創新和投融資方式的創新。創新一般有制度創新、組織創新、技術創新等。這裡技術創新用的是“類熊彼特”的定義,含有産品的創新和服務的創新含義。

關于打破思維依賴,最大的思維轉變應該是進一步解放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很多城市政府在城鎮化過程中确實還存在對政府依賴症和如何利用市場力量方面的不适應症問題。打破依賴,至少要迅速進入新常态,要讓創新驅動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讓服務業成為經濟成長中重要的力量,并進一步轉變和調整城鎮化的投資思路。城市政府應該主動承擔起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的較色。

關于打破行為依賴,中央政府已經制定了一系列創新性的政策文件,從制度層面、組織層面全面進行創新,試圖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這種技術創新包括工業企業和服務性企業和社會組織。中央制定了相關規定,中央政府提出依法治國,在符合大的改革精神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要加強改革立法,大膽創新,隻有中央層面的創新是解決不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這一問題的,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關鍵是要去掉各種制約市場發揮作用的束縛,鏟平阻擋市場發揮力量的羁絆。

最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創新,這既含有投融資模式的創新在裡面,也有改善政府管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在裡面。比如道路照明的供給是公共服務,這種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是政府,如果沿用傳統的照明方式,政府每年的運營成本很高。但是如果采用新的照明方式,需要更新照明設備,這就需要一筆新的投資。南通市就把這個投資變成了ppp項目,引入社會資本合作,在政府不投入一個分錢的情況下,财政每年少支出幾十萬的電費,同時為社會節約了大量的能源,可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

在一個私人産品相對豐富和公共産品相對短缺的時代,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與傳統供給方式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不少領域的公共服務存在質量效率不高、規模不足和發展不平衡等突出問題,迫切需要政府進一步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有效動員社會力量,構建多層次、多方式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這個例子給我們的啟示是公共服務的支出供給方式的轉變,也就是政府購買公共服務,不僅僅是經濟成本效益的考量,這帶動了企業創新行為,企業可以通過創新産品,提供更好的服務。

面對複雜多樣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問題,政府的剛性手段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已經不能适應。因此政府及時推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将極大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性,有利于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和引導有效需求,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