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正确的事與正确地做事哪個更重要?

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同樣重要。一個長期關注具體問題的人,要常常觀照到做正确的事;一個以作決策為主要職責、習慣于做正确的事的人,也需要時常觀照到正确地做事。兩者相輔相成,都不可偏廢。


“南轅北轍”背後的做事邏輯


《戰國策∙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鄲》記載了一個成語故事——《南轅北轍》。魏王想要攻打趙國都城邯鄲,季梁想勸魏王更改這個決定,他給魏王講了一件事:


季梁在路上遇見一個人在趕着車向北行駛,季梁問他去哪,他說去楚國。


季梁說:“楚國在南邊,你為什麼要向北呢?”


趕車人:“我的馬好。”


季梁:“你的馬再好,這不是去楚國的方向啊!”


趕車人:“我的盤纏多。”


季梁:“你的盤纏再多,你走的不是去楚國的路啊!”


趕車人:“我的司機技術好。”


季梁:“交通裝備條件越好,離楚國越遠啊!”


最後,季梁總結說:“大王您要成霸主,必須要立信于天下。如果自恃國大兵精去擴張地盤、擡高聲名,那麼這樣的動作越多,各國對您的信任就越少,離大王您預期的目标就會越來越遠,就像那個趕車人一樣。”


這個故事在談做正确的事的重要性。所謂做正确的事,就是要方向正确,如果方向不對,再好的做事方法也是徒勞的。在正确地做事的時候,應該檢讨一下自己,是否在做正确的事。在現實世界中,南轅北轍的故事時時刻刻都在發生着。總有人特别強調自己技術多麼多麼牛,自己是多麼多麼努力,很少檢讨自己努力的方向對不對。甚至搞錯了方向,還不自知,還要強調:“沒有功勞總有苦勞吧!”




做事方式轉變與時代背景相關



毛澤東非常善于做正确的事情,他說過一句話:“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這句話說得特别好,堪稱至理名言。好在哪呢?好在有恰當的前提條件——“路線錯了”。有了這個前提條件,才能夠成一個有背景、有主體、有陰有陽的完整論斷。但這句前提條件明确的話,卻被别有用心的人斷章取義,閹割成“知識越多越反動”。


中國人早就知道,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可是有那麼一些年,我們徹徹底底地抛棄了這個真理。


改革開放大大擴展了中國人的見識,但是幾十年下來,思維方式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真理大讨論之後,改革開放路線一确定,就開始了幾十年的“不争論”。在“不争論”的氛圍下,“做正确的事”談得越來越少了,“正确地做事”逐漸成了一種“政治正确”。


為“做正确的事”而争論不休固然不好,隻“正确地做事”同樣有問題。将兩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好事也會變成壞事。




我們這些年受科學思維影響比較深,人們喜歡對現象背後的真相和本質進行追根究底,這是一種進步。但是,科學結論從來都是在一定條件下才成立,離開背景條件抽象地下結論,往往就會犯錯誤。如牛頓定律這樣的真理,也隻适用于宏觀世界中的低速運動狀态,時空的不變性就是它的前提假設。相對論的出現,證明了當運動速度達到很高的時候,時空的變化便不能再被忽略,牛頓定律就失靈了。


現代科學的巨大成功,助長了科學方法的濫用。社會、經濟、企業管理和公共管理等領域的共同特點是,必須充分考慮人的因素。人是決定性因素,而不是次要因素。但是目前主流的管理理論片面強調所謂“客觀分析”的研究方法,隻有徹底排除人為因素“幹擾”得出的結論才被認為是科學的、客觀的,而那些充分考慮了人的因素的研究和實踐,則會被他們動辄扣上“不科學”“僞科學”的大帽子。




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思維



中國人說話通常都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兩面一體的。我們看一個事物的時候,既要看到顯性的一面,也要注意到隐性的一面,才能看到真問題。否則,陰陽分離,就容易斷章取義,走向謬誤。


陰陽分離的表現很多,比如說話不陰不陽,陰陽怪氣,招人讨厭,這是因為缺乏對事物本質的把握,缺乏鮮明立場和堅定原則;比如二元對立,非陰即陽,非此即彼。


二元對立思維源于現代社會對分工的迷信。分工帶來的效率本來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良好的合作環境。由于我們學習西方不徹底,過度放大了分工,合作發展相對滞後,這樣的情況下效率也會受到限制,甚至連人與人之間起碼的信任都沒有了。商場裡商品琳琅滿目,問題商品往往就混迹其中;找工作的人滿街跑,可企業卻永遠都在喊缺人。




現代企業管理通常把人分成領導者和被領導者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這種思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緻大家都各自對号入座:老闆和管理層把自己定位成領導者,隻負責作決定,不負責執行,同時把員工定位成執行者,要求員工要聽話,一切都要按照指示辦。員工自己也很配合,執行就是執行,永遠不操領導的心。一旦有人說要“做正确的事”,就會有其他人跳出來,陰陽怪氣地打擊他:“拿着員工的錢,操着老闆的心!”



領導者永遠占少數,所以習慣“做正确的事”的人就占少數;被領導者永遠占多數,所以習慣“正确地做事”的人相對占多數。但要知道,人數占多少比例和正确與否是沒有必然聯系的。


又如,在城市建設投融資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内容中,不僅要說明“做一件什麼樣的正确的事”,還要說清這個項目采用什麼技術路線、由誰來做、如何融資等一系列“正确地做事”問題,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明确的解決方案,項目也是不成立的,也就是“可能不是正确的事”。可見,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之間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把兩者進行二元對立,分開來提,說成這是正确地做事、那是做正确的事,是行不通的。在項目這樣一件已經經過充分簡化的事情裡,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何況那些更加複雜的事情?畢竟,世界并不是天然項目制的。





技術崇拜對人的異化



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曾經長期被困于低端産業,這有西方技術封鎖的原因,也有我們自己方面的原因:我們已經很難理解“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了。


早在互聯網時代以前就流傳一個故事:一家工廠的一台美國進口電機壞了,請來一名美國工程師修理。美國工程師經過一番檢查以後,在電機上的某個部位用粉筆畫了一個記号,對該廠的技術人員說:“把這個部位拆開,重繞線圈。”技術人員如法完成,電機果然被修好了。美國工程師開價修理費10000美元。廠方有人提異議說:“隻畫一道線,就收10000美元,是不是太貴了?實際上動手修理還是我們自己幹的。”美國工程師說:“那我解釋一下這10000美元收費的構成:畫這條線,1美元;知道在哪兒畫這條線,9999美元。”


在這件事上,我們雖然覺得虧了,但還是真心實意的接受了這種專業化分工,承認技不如人嘛!美國工程師的價值就在于“做正确的事”。在不斷交學費的過程中,我們開始接受先進的技術和理念,開始認識到做正确的事的重要性。


互聯網上還流傳一個故事:聯合利華采購了一套香皂包裝生産線,卻發現這套生産線總出現空盒的問題,銷售出去以後對企業的聲譽損害很大。于是企業領導給一名博士後下達了攻關任務,要求解決這個問題。博士後組建了一個十幾名技術人員的攻關隊伍,采用了機械、微電子、自動化、X射線探測等技術,花了幾十萬,設計出一台機械手,能夠自動探測到空盒并把空盒拿走。


南方一家小廠也引進了這種生産線,老闆對一名員工粗暴地下達任務說:“不解決這個問題,就炒你鱿魚!”于是這名員工就在生産線旁安了一台大功率電風扇,所有的空盒都被吹走了。他隻花了幾十塊錢。


這兩個故事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一個是立,一個是破。博士後是對“技術為王“的立,而小廠一個普通工人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對"技術為王"的破。


現代産業總強調“技術含量”,這也許是西方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挖的一口陷阱,故意擡高技術門檻以獲取超額利潤,同時阻止發展中國家越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當然,給别人挖的陷阱最終會成為自己的墳墓。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傳統文化不喜歡“奇技淫巧”,并不是反對科學技術,而是對濫用技術帶來的不良後果始終保持着戒心。現代技術哲學也認為,解決一個特定的問題或者開發一種特定功能的産品,所使用的技術越少,就越經濟、越有生命力。


而現代科學體系則因為缺乏陰陽思維和内斂機制,長出了“技術崇拜”這個怪胎。日本是技術崇拜思想的典型,這讓他們一度吃了不少甜頭,曾經自以為差一點就超過美國了。但近一二十年來日本的發展成就表明,這條路是走不長久的,日本原本最本有優勢的電子、家電、手機、工程機械等許多産業都相繼被中國趕超甚至被擠垮。很多企業直到破産,他的技術水平和技術儲備都是不落後的。


中國要崛起,我們當然不能反科技、反智慧,我們仍然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博士後;小廠員工簡單粗暴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能迷信,真正長期的核心競争力仍然需要大量的技術攻關,需要硬工夫,不能投機取巧。但不管哪種人才,我們要思考的是,解決問題才是硬道理,時刻觀照發展初心,回歸問題本身,才能既做正确的事,又能正确地做事。





“項目制”的局限性



分工和專業化導緻了另外一種傾向——簡化方法的泛化。


在工業領域常見的簡化方法是把傳統手工業品通過勞動分工和機器化改進生産方式以後,實現産品化。産品化是工業化的基本思路,産品經理是現在最熱門的高級職位之一,喬布斯就可以被認為是一名偉大的超級産品經理。産品化在促進GDP發展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要認識到這種簡化思路應用範圍的有限性,即限于本身就比較簡單的事情,才能正确地應用并發揮其有效性。


有些事情在簡化以前是十分複雜的,簡化就要謹慎,并時刻不要忘記簡化前的事物本身。比如,在工程領域和城市建設投融資領域,基本的簡化方法是項目制:不管一大堆多亂的事情,不管一片如何混亂的區域,我們都通過艱苦而智慧的前期梳理工作,把這一堆問題包裝成幾十至幾百個項目。包裝成項目,政府各部門和社會資本就都會幹了,用現成的流程和方法去做,他們都遊刃有餘。項目經理也是當前的熱門職位之一。


如果再繼續簡化,那就是把項目融資需求進行證券化,有限追索、有限責任,有明确的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有清晰的邊界,有清晰的項目管理者,有了這些特征,融資需求就變成了标準化産品,就成為可以上市流通的金融産品。


但項目隻是項目,不是問題本身,更不是城市本身。





“項目”這個東西并不是天經地義、天然存在的,它背後是一套成熟的做事方法——項目制。在和工程有關的政府部門、企業和咨詢機構裡,由于大多數工程實現項目制,所以很多人把做項目當成天經地義的事情,拿起來項目就去做,很少去想項目是怎麼來的、這個項目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其實,一個項目在成為項目之前,是從一些想法、一些願景、一些事情開始的。這些比較抽象、感性、模糊的想法、願景和事情變成項目,不僅需要大量的思考和梳理工作,還需要有一套審批流程,項目建議書和可行性研究報告是立項審批流程中兩種基本的法定文件,它們的背後是對一大堆事情的深度思考、包裝、設計和測算。不管多複雜的事情,不管多模糊的想法,隻要決心把它包裝出一個項目,那就必須變成一個明确的目的、一件正确的事情。項目審批流程,就是研究“做正确的事”的全過程。


項目融資确實是簡化城市問題複雜性的好辦法,但也有其局限性,就是簡化之後就很容易讓人看不到城市的本質了。城市本來是複雜的,簡化之前可能還會有人注意到城市的複雜性,一旦簡化完成,簡化後的項目就遮蔽了城市的複雜性,用簡單去替代複雜開始變成理所當然。其實,那些你看不到的複雜因素,時刻可能跳出來給你來個措手不及。




城市投融資工作需要做正确的事情



目前在城市投融資領域項目融資盛行。用項目理解城市,看不到城市整體,是采用項目制進行項目融資常見的問題。這樣的項目融資,常常是捉襟見肘的,少不了拆東補西。


一座城市的建設,有很多事情需要幹,為了吸引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參與城市建設,假設目前至少有十件事情需要幹,按城市目前的财力,可能隻能幹五件事情。打個比方說,就像十個瓶子隻有五個蓋,隻能是哪個要緊先蓋哪個了。于是政府先拿出五個瓶子給人看,後面五個沒蓋的瓶子秘不示人。投資人和金融資本看到五個瓶子是有蓋的,就是城市自身信用條件是完備的,于是完成了城市對社會資本的融資。


實際上,十個瓶子争奪五個蓋子,處理亂了的話,可能哪個瓶子都蓋不上。這就是一座城市的全面信用危機,也可以說是系統性金融風險。


資源和信用不足條件下的城市投融資工作,操作難度堪比下一盤不利的殘局。高手下棋都知道,一旦落了後手,很可能滿盤皆輸。要建立和增加城市信用,就要系統進行城市投融資工作,要分出先後手,在運動中解決所有瓶子都蓋上的問題,不能靠投機取巧。


可是,目前的城市投融資工作令人堪憂:政策越來越嚴,上級部門以上級政府的名義做出的規定動作越來多,越來越細,導緻直接真正的責任主體——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決策權反而越來越少。書記和市長沒有了決策的動力,就變成了機械的執行者。客觀上可能導緻城市投融資這盤大棋隻能下後手棋,下不了先手棋,眼看着系統化風險醞釀形成也隻能望洋興歎。


在城市投融資工作中,目前最緊要的正确的事也許是要理清城市的上級部門該管什麼、區域或城市的領導該幹什麼,這樣才能貫徹好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在現行體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也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政府更好的發揮了自己應該發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