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蕭歌

最近參加了幾次讀書會,盛夏酷暑之時,大家的心情和所談的話題卻莫名地蕭索,從京劇的蕭索談到文化的蕭索,又從文化的蕭索聯想到經濟的蕭索。其實,無論酷暑還是蕭索,一切都是無常。


繁榮背後的蕭索


有人談到京劇的蕭索。這位朋友去石家莊走親戚,因為平素仰慕裴豔玲老師,就順道去看裴豔玲大戲院,卻看到戲院空空蕩蕩、冷冷清清,不禁心涼落淚。她說,這時她真切感受到了京劇的蕭索,理解了一位國寶級京劇大家都感到獨木難支的那種心境。過去北京的大街小巷還随處可以聽到京劇,現在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樂伴奏的廣場舞。看着大媽們扭着整齊而單調的動作,聽着那铿锵勁爆的伴奏音樂,這位朋友卻感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蕭索。


有的便談起了中國文化的蕭索。她說,都說現在是傳統文化熱,但她的孩子想學琵琶,找遍北京也找不到一位靠譜的教琵琶的音樂老師。我開玩笑地說可以去台灣找林老師,她說,林老師可是一個用自己的生命當作品來展現中國文化的禅者,而孩子想學琵琶也不過就是個愛好,怎麼好意思去叨擾林老爺子呢!


中醫看似有點熱,其實也蕭索。前幾天和同事聊起中醫院挂号難、三伏貼被炒到一貼難求等話題。她問,中醫真的熱起來了嗎?我說,我所接觸到的,真信中醫者很少,不信中醫者仍是多數,一貼難求隻是一種表象。三伏貼不過是借用了中醫藥概念、用資本邏輯包裝出來的保健産品而已。這種産品的流行,不僅無關中醫複興,反而表明中醫已經變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中醫的悲哀。


無論是京劇的蕭索,抑或中醫的蕭索,還是文化的蕭索,其實都是中國的轉型之痛,更準确地說是由于中國文化轉型帶來的經濟被動轉型。可能會有人說不對,馬克思主義說經濟是基礎,文化是上層建築,所以應該是經濟帶動文化轉型。這是典型的教條主義理解!僅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它隻是經濟中的一個産業和一類産品。當代中國發展的根本問題,顯然不在狹義的文化上。


當代中國對文化的概念誤讀太深了!


被誤讀的“文化”


三伏貼雖然也借用了中國文化中的長夏勝冬(土克水)原理,貌似對中醫的一種推廣,實際上隻是盜用了中醫的一個概念,把中醫的一個原理斷章取義、誇張放大、策劃包裝,變成一種工業産品,而完全閹割了中醫的整體辯證思維。這種模式是徹頭徹尾的工業資本邏輯,舍本逐末。這種對中醫文化的挖掘和泛化很有誤導性和迷惑性,這樣的“中醫”産品和中醫已沒有多大關系。它不僅不能讓更多人真正信服中醫,相反卻在不斷瓦解着人們對中醫僅存的一點信任。現代工業的生産力和現代傳媒的傳播力,更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結果。


我觀察這輪中國文化熱的原因,并不是中國文化自身的發展到了該盛開的節點,而更多是因為被資本盯上了。資本一旦盯上某種資源,就會對其進行催熟,注入強心劑,強喂壯陽藥,促其虛陽上亢,實現哪怕隻是昙花一現式的繁榮。


有行家言,現在文化界的多數活躍分子,肚子裡本來就沒有多少中國傳統文化的底子。有的人是熟讀了幾部經典,自以為搞懂了一些文化概念及其之間的邏輯關系,就以為自己懂文化了,就迫不及待地急着開花結果。他們學的那些傳統文化并沒有在體内紮根,沒有變成思維方式和實際行動,更沒有轉化成生命狀态。


中國文化講求生長化收藏,一切都順其自然,符合天道。一年有四季,有二十四節氣,春華秋實,夏種秋收,花不會自己追求過早綻放,果實也不會自己追求過早成熟。急着綻放,是這個時代的突出特點,而這恰恰是與中國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馳的。


中國文化是生命呈現的方式,隻有去踐行了才是真文化。薛仁明老師說,現在學者太多,行者太少。這也是我們說中國文化表面繁榮實則蕭索的主要理由。


那麼什麼是中國文化意義下的行者和學者呢?所謂行者,就是自覺用中國文化改造自己的思想、語言和行為的人;所謂學者,就是把中國文化當知識學習,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停留在概念層面,把中國文化“提升”成科學、邏輯學或哲學的人。如果中國文化不能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行為方式,而隻成為少數學者賣弄的知識、資本手中的玩偶,那麼中國文化的熱就是虛熱、就是發燒,甚至是大病。


文化這個詞,源于《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人文教化之義。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給文化下過完整定義,但在大量論述中賦予了其深刻的含義:文化為人所創造,并反過來重新塑造了人,它體現着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别。我喜歡現代古人類學對文化的定義,大緻是這樣的:一個族群為适應環境而發展出的、可以世代傳承的行為模式。不管是《易經》、古人類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對文化的本質認識是大體相通的,即可以概括為一個簡明的判斷:文化的本質是人的行為模式。


因此,文化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是社會和經濟的基礎。社會和經濟如果出現比較大的問題,一般都要在文化上找原因。


當代很多人說的文化,已經不是社會和經濟的源頭那個概念了,而是把文化降級降等,當作經濟的一部分,視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部門,看作政府文化部門管轄的一堆事務。結果文化隻剩下商品和服務屬性,淪落為用來牟利的精神産品,真可謂惡紫奪朱。


文化角度别解新常态


最近有同事來找我,說經濟不景氣,工作不好做,希望我給她、給蕭索的經濟提提氣。我不想找些理由表示樂觀,給經濟和文化打強心針,我覺得有必要從傳統文化的角度重新認識一下新常态。


既然說文化是人的行為模式,那麼社會就是經濟的底層,文化是社會的底層,自然則是文化和人的一切存在的土壤。經濟的蕭索是社會信心不足在經濟上的反映,文化的蕭索則是自然現象在人心和人身上的反映。中國人崇尚自然而然、天人合一,所以對什麼都不輕易作好壞評價,好壞隻是人根據自己的目标和價值觀進行的判斷。


這些年,我們對經濟作了太多的評價,進行了過多的幹預。因為當代中國人骨子裡的中國文化基因被西化思維攪亂了,既失去了遵循天道的從容,也沒有了追求理想的定力,群體無意識中幾乎唯一共同的東西就是急着綻放,急着對經濟波動現象作一個好壞判斷,然後武斷地對它進行幹預。


以色列曆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裡說,人類自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後,增長崇拜成了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确實,在近二三百年來的現代化進程中,世界主要工業國的經濟除了差不多每十年一次的經濟危機外,總體趨勢是持續增長的。


中國經濟更是突破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常識,在沒有經濟周期的情況下持續高速增長了幾十年。于是,當代中國人便更不習慣于經濟波動,認為低增長是可恥的,零增長、負增長簡直是不可想象、不可容忍的。大家都希望經濟永遠像社會一樣維持穩定,不要過熱,也不要過冷。熱了,宏觀調控之手就加息提準、落閘蓄水;冷了,就減息降準、提閘放水。這種心态實際上是希望夏天常在,是一種妄念。


美國在二戰後國家實力、地位、聲望都達到了頂峰,而戰後的幾十年都在走下坡路。現在自知世界霸主地位難保,更是不惜破壞自己當年親自倡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和貿易規則,大搞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發動貿易戰,妄圖通過打壓中國使美國“再偉大一百年”,這也是一種希望美國春夏常在的妄念。


近幾年中國中央政府的定力則很強,對經濟不刺激、不救市,看似無為,其實在幕後锲而不舍地作着結構性調整,現在效果已經日益凸顯出來。


實際上,中國文化本來就沒有增長崇拜的基因,而是視經濟為文化之副産品,财富乃經世濟民可用之物,可以自然生發,卻不必人為刻意追求增長。經濟波動是生長化收藏中的正常現象,無常正是萬事萬物的本來面目。依此我理解中央提出的新常态,應該是回歸到事物的無常性,不要指望經濟在一個想象中的理想水平上長期“穩定”下去,不能以無常為常,更不應該企圖使無常為常。


對一名政治家來說,新陳代謝、經濟波動,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而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也許工資下降了一些,物價上漲了一些,往往就會恐慌。區别在哪裡?格局大小不同,生命狀态不同。一個普通人或一家企業,如果也能對冬天常有準備,對事物發展的規律有充分認識,就也可以熟視無常,處變不驚。


我們看到,很多不錯的企業,對待自己的産品和服務的生命周期可以做到冷靜理性,但在企業的生命周期面前卻常常不淡定了,不斷地、徒勞地抗拒着正常的生長化收藏的周期性。


正如每一個生命都身懷使命,一家企業隻要是感時代召喚而生,就一定也有它的使命。一般地說,一家企業的使命越崇高,企業生命力就越強;如果一家企業沒有使命,那它無論做到多大,也擺脫不了對生死存亡的恐慌。


企業生命周期的長短,是由其使命的高度所決定的。比如一家緻力于促進社會合作的企業,就比緻力于城鎮化發展的企業有更強大的生命力。因為城鎮化的周期很短,而促進合作則是一個比較長久的過程。當然,一家有着強烈使命感和頑強生命力的企業,也會有它的生命周期,在它完成了使命的那一天,便是企業的終點。這是一種無常,哪家企業也躲不過去,就如同人的生死宿命一樣。


現代人從小就被線性思維教育耳提面命地灌輸着,或者被潛移默化地影響着,而相對缺少循環思維和非線性思維的訓練。過去我們從小都會玩的石頭剪子布的遊戲,就是一種循環思維的簡易訓練,看似簡單,實際上卻是一種培養超周期思維能力的高級訓練。二十四節氣則是中國文化更全面系統的超周期訓練。


多數“85後”們一出生就在城市生活,夏天有空調,冬天有暖氣,幾乎是在抗拒春夏秋冬中長大的,對自然周期早就沒什麼感覺了。現在,越來越多的“85後”在進入企業中層,他們的思維方式對企業決策和管理行為的影響也在不斷增加。


現在的很多企業,更加排斥周期性,妄圖讓企業一直在夏天。有一陣企業界流行一句口号:“隻有淡季的思想,沒有淡季的市場。”企業總是在試圖通過人為激勵消滅淡季,消除市場周期性波動,希望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把梳子賣給和尚、把鞋賣給原本沒有穿鞋習慣的原始部落居民,這些勵志故事都在不斷強化着追求常夏無冬的思維。這樣的企業,當寒冬到來的時候,就隻能手足失措,瞠目死于下一個春天來臨之前。


最近有個流行詞很有意思,叫“人從衆”。這三個字,第一個字是一個人,第二個字是兩個人,第三個字是三個人。“人”字是象形字,象人直立行走之形,這是人和動物最直觀的區别;“從”字是會意字,一人緊跟另一人,二人為從;“三”字是指事字,指“天地人之道”(《說文解字》),三生萬物,中國人常以三代多,故三人為衆。文化好比那一個人,而經濟和社會恰似那三人之衆,經濟和社會現象往往是從衆心理的反映。比如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逐漸西化過程就是這樣的:最開始是買辦階級這極少數人西化,後來是失去了科舉通道的知識分子群體西化,最後是整個社會放棄了自己的文化,在西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物極必反,現在一部分中國人開始或反思、覺醒,開始找回自己的文化,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複蘇最初的起因。


但形成這股中國傳統文化熱,則更多是因為“文化産業的自覺”,而與社會整體行為方式的轉變基本無關。這股熱潮中夾雜着最近幾十年的思維方式,人們習慣于用工業化模式來對一切東西——包括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包裝。這使得中國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很難露出真面目,人們能夠看到的,都是那些用現代思維包裝出來的文化産品。真正的中國文化複興還任重而道遠。


中國文化複興的标志,一定是行為模式的真正改變。中國文化複興,也需要從人到衆。從現在的行為模式,過渡到中國文化支配下的行為模式,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注定還會出現很多次反複,還有很多艱難困苦的道路要走。


對國家來說,經濟隻是社會治理的副産品;對老百姓來說,美好幸福的生活才是根本。當生命綻放、個人幸福、中國文化真正複興之時,經濟繁榮自然就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副産品。到了那個時候,誰還會為經濟的一點波動而提心吊膽呢?